经典为什么是经典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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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经典。基督教国家的《圣经》，伊斯兰教的《古兰经》，犹太教的《旧约圣经》《塔木德》，印度的《吠陀经》《奥义书》《罗摩衍那》等等。

我们中国的经典是四书五经。五经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；四书是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。

对这些经典，早有连篇累牍、汗牛充栋的解释和阐述。今天我们要提出一个“原初”的、“天真”的问题：为什么这些书成为经典？或者说，这些经典的内容有什么独特之处，以至于它们经久不衰、世代流传、为众人所信奉？

学识有限，对外国的那些经典，我知之甚少，有的根本连看都没看过。这里只说说我国的经典——四书五经，为何成为经典。

什么是“经”

文字中往往包含很多信息。汉字这种象形文字，包含的信息尤其丰富。讨论经典问题，我们就从“经”这个字说起。

现代汉语中，“经”字的字面意思，是和“纬”相对的竖线，所以有地理上的经度-纬度，纺织中的经线-纬线。从古文字的演变来说，经、径、茎、胫原来都是同一个字，后来逐渐分化指不同的事物。因为同出一源，所以核心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“直而长”的线状物。

路径、植物的茎、胫骨都是直观可见的东西。古人很熟悉。后来有了纺织术，给纺织中“竖而长”的线命名时，人们就想到了形状类似的径、茎、胫，于是便命名为“经”。在纺织时，是经线先绷在织机上，然后才编织纬线，成为布。经线比纬线更基础、更重要。由此，“经”又演化出基础、重要的意思。

再以后，当各学派给本派最重要的书命名时，就称为“经”。于是，《诗》成了《诗经》，《易》成了《易经》。典，从字形就能看出来，就是竹简书的样子。这两个字就组成了“经典”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书的意思。这是“经典”这个名词在文字演化上的来历。

文字演化上类似的有趣例子是“帝”。黄帝、皇帝中的“帝”，都是很“高大上”的含义，其实“帝”这个字的起源并不是那么高大上，就是植物花蒂的那个“蒂”。

花蒂是植物开花结果、生生不息的根本。在古人看来，这种生生不息的源头，既神秘又崇高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为繁衍和兴旺的象征，进而成为至尊神的化身。把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称为“蒂”，还半酣着众人血脉相连，都是一家人的含义。

到了殷商时代，花蒂的本义渐渐隐没。草字头消失了。“帝”字有了自己独特的含义，那就是大首领、最高权力者。

经典产生的背景

从上面“经”字的演变可以看出来，在经典产生的时代，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道家等等各家学派，都把本门派最重要的书称为“经”。儒家经典在那时并没有独尊的地位，只是“百家”中的一家。

后来，儒家经典脱颖而出，成了华夏文明共同的经典。独占了经史子集这四大部中的“经”部。其他学派的经典，则下降成为“诸子百家”，只能归入坐二望一的“子”部。

对此，很多人肯定会想到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。确实，政治的力量很重要，但如果儒家经典上升为全民族经典的原因只是因为政治，那就片面了。儒家经典能拥有后来的至高地位，根本原因还在于内容。

各大文明的经典，基本产生于所谓“轴心时代”。轴心时代是公元前800年-公元前200年。各文明的轴心时代前后时间相差不多，甚至可以说是同时。这是因为，大家面临的问题差不多。

这个问题就是，技术的变迁，让人们从蛮荒时代进入文明时代。进入文明时代，意味着人们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。面对这种全新的生活，人们有各种困惑和不解，需要解答。

换个角度说就是，技术先行一步，把人们拉入了文明时代。但社会组织、人际关系方面却相对落后，直观感受就是旧有秩序的大崩溃，以及随后的大混乱。人们需要社会组织、人际关系上的一套全新理论。有了这种新理论，人们才能适应文明时代的生活。

对华夏文明来说，这种技术的大变化，主要是两个。一是开始农耕，二是铁器的广泛应用。历史时段大致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——中国的“轴心时代”。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等等书籍就是在这两个转折期出现的。

儒家说了什么

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。黄河流域很适合发展农业。黄土有特殊的性质，黄河提供了灌溉的条件。进入农业时代以后，华夏民族很快成为出色的农人。相比于此前的渔猎，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剩余多得多，也就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。

这一点在华夏民族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从上古时代起，相比其他文明和民族，华夏族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人口众多。这个特征一直持续到现在。欧洲的面积和中国不相上下，纬度大致相当，但欧洲的人口一直远远少于中国。直到现在，欧洲的人口也只有中国一半左右。

人口众多，也就部落众多。《尚书》中称之为“百姓”“万邦”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某个部落想靠武力征服“万邦”，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各个部落的实力不相上下，没有明显差距。贸然攻击别人，很可能得不偿失，一旦实力受损，暴露弱点，反而会招致其他人的攻击而灭族。

那么，能不能小国寡民、老死不相往来地过日子呢？也不行。因为黄河有水患，必须治理黄河，才能把日子过下去。这就需要把各个部落联合起来、组织起来——协和万邦，成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。人多才能力量大，才能应付黄河水患。

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，但又不能靠武力征服，那么，靠什么呢？

儒家说：靠德治，要以民为本，也就是统治者自身作则，道德高尚，这样才能“平章百姓。协和万邦”，用道德而非武力的方式把大家组成共同体。

儒家的主张早已有之，源远流长，起源应该和农业的起源同时。但上古历史，已不可考，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，简化为韦小宝口中的“鸟生鱼汤”（尧舜禹汤）。在这一系列圣人的传说中，已经包含了后来儒家的基本观念。

到了春秋时代，铁器开始广泛利用。锋利的铁器，既让人们更善于耕作，也让人们更善于屠戮。创造力和野心都蓬勃生长。旧有的秩序因此瓦解，礼崩乐坏。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”社会上“怎么办”的呼声越来越强烈。

孔子应运而出。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，继承、整理了周公以来儒家的主张，“述而不作”，借古讽今，把儒家的学说和观点整理成一套道德和伦理观念。“孔子作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”。这是儒家对“礼崩乐坏”提出的解决方案。

其他各家，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，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。百家的学说，各有长短，在社会上展开了思想竞争。这时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，没有脱颖而出。

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对于儒家在中国社会的至高地位，很重要，但如果以为皇帝下个命令，就能让某家学说成为中国的核心文化，也未免高估了政治的力量。

从根本上说，儒家之所以能在诸子百家中胜出，上升为“经”，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，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，被实践证明是最好的。

秦朝的短命而亡，证明法家学说有严重的缺陷。道家的无为而治，经过汉初的文景之治，也暴露出很多问题。国家无为而治，固然让社会经济繁荣起来，但也因此让豪强大族没有制约，过分膨胀。社会深层积累了严重问题。

儒家，其内核的德治、民本、人伦、礼制等等，被证明有着长久的生命力，最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。

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还有现实的考虑。西汉王朝的政治基础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“军功集团”。到武帝时，军功集团的子孙们继续执掌大权，成为“世袭精英政治”。但他们的能力与乃祖乃父相差很远，“率多骄傲，不通古今”。国家政治因此逐渐败坏。怎样改变这种“世袭精英政治”，是当时朝廷的一大难题。

解决办法就是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确立儒家学说的经典地位，用“经典政治”取代“世袭精英政治”。“经典政治”的特点是：统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军功或者血统，而是来自经典。谁想进入统治集团，就必须熟习儒家经典，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这样一来，就把那些不学无术的世袭贵胄逐渐排除在外。

汉朝确立了儒家的经典地位，也确立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观念。“经典政治”建立以后，上古以来延续的贵族制，在中国就失去了最大的生存土壤。虽然后世时有贵族制、等级制的回潮，但终究无法对抗“经典政治”奠定的中国历史大势。不看血统看能力，尊重道德和知识，贤能治国，成为中国的根基性文化观念。

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不同。意识形态经常随政治变化而变化，但文化观念要稳固得多。文化观念的基础不是政治或权力，而是民族的生活环境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这些不变，文化观念就不会变。

概括来说就是，一个民族的经典，是这个民族从蛮荒状态进入文明社会时，对种种根本性问题的系统解答。这个解答奠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观念，就像基因决定生物体那样，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历史和命运。

包括文艺复兴在内，人类思想史上，多次发生类似现象，那就是每到历史转折期，人们面临困惑迷茫时，社会就会出现“回到经典”的思潮。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，产生于文明早期的经典，抓住了这个文明核心的、最重要的问题；而且，经典提供的解答，历经时间检验，已被证明最符合这个文明的特性和需要，有深厚的价值和意义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可以持续地给那个文明的人们做出启发和指引。

而一代代人对经典的再阅读、再阐释，本身也成为文明的创造和积累，给经典不断注入新的活力，拓展经典的内涵。

正是在这种贯穿历史和现实的互动中，经典成为民族的文化之根，永远滋养着民族心灵的成长和升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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